建立生物安全制度化对策 立法进程加快

与之鲜明差异的是，1996年的福利改革法明确否定了福利的法定权利属性，冲击了福利的司法保护基础。

因此，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纠纷的社会，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根除纠纷。在我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领域，如公立高校、行业协会、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等，目前大量行政纠纷找不到解决途径。

法院判决作出以后，在判决规定的期限之内，如果判决义务人不自觉履行义务的，判决执行机关要及时执行法院判决，落实判决内容。为了确保公正，所有纠纷解决制度应当至少要满足以下几个要求：首先，纠纷解决机构尽可能的中立，[⑤]纠纷解决人员的身份和待遇要有保障。其次，纠纷解决过程要公开，所有利害关系人都有权参与到纠纷解决程序中来。近年来，为了及时有效的化解大量出现的征地补偿安置争议，我国正在探索设立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制度，由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对市县人民政府与被征地人之间的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进行裁决。鉴于行政裁决和行政仲裁一般发生在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领域，可以考虑行政裁决和行政仲裁以前置为原则，当事人对行政裁决和行政仲裁的决定不服时，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为此，可以考虑在国家机关内部设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解决公务员与所属机关之间的纠纷。而且，行政纠纷因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行为而起，行政机关有义务先行处理行政纠纷，而不应当将自己引发的纠纷全部甩手给法院。[8] 参见：秦前红、叶海波：《论立法在保障人权中的地位—基于法律保留的视角》，载于《法学评论》2006年2期。

比如：法律保留、法律优位、第三者法律效力等。另外，革命民主的目的性追求也是人民民主国家权力正当性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法律保留还必须契合于德国特有的政治架构之上：即实行明确的分权体制，国家权力的分立要表现为职能的清晰划分。[18]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两种宪法文本所抱持的政治国家权力理念和人权观不同。

比如，违宪审查是当代宪政制度中的支柱性制度，我国宪法学者近二十多年来表现了持续的关切，但或许是宪法比较研究对学者质素的严苛要求，或者因为其他客观条件的制约，我国关于违宪审查比较研究的重大创见性成果并不多见，无论是关于国外几种典型违宪审查制度的学理梳理，还是关于我国违宪事件的实证研究都做得远远不够，大量的研究仅停留在重复他人的劳动……上述问题，随着比较研究队伍素质的提升和问题意识的更新，宪法比较研究应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事实上奉行议会至上原则的英国并未采行法律保留的制度，即可有力证成笔者的上述主张。

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面向权力异化的经验应对也多偏重于思想教育、道德提升，并混淆理论的应然与行为的实然，把一个政党整体的先进性机械地等同于某个具体组织甚至个别党员的先进性，其结果是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这些目的实际上也契合于改革开放国策所提出的法律逻辑需求。正如比较法学者茨威格（Zweiger）所说真正的比较法，不能单纯停留在‘认识或‘介绍外国法制的阶段，也不能只从表面‘观察与‘平行对照不同法秩序之间的差异，而必须呼应一个在个案中被运用的‘比较法‘所被赋予解决本国法特定问题的任务与功能，基于认清该问题本质、协助解决该问题的目的，着眼于探查比较对象之间差异背后的形成原因。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所出现关于良性违宪的争论，[6]以及在宪法之外还要用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人们行为的标准等等都是宪法本身没有权威的表现。

社会制约权力——表现为划定国家权力的边界，通过代议机关来表征权力来源和行使的正当性。[20]注重宪法概念的语境探究，对于当下中国的宪政转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具体言之：宪法的比较研究首先必须设定比较的目的和功能，着眼于具体宪政问题的解决。因此随着未来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的实施，必将引发包括宪政理念、宪政规范和宪法保障机制等各个层面的调适、整合和重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依靠宪法的比较研究，做到既能与国际人权发展潮流合拍，又能适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充分考量中国的文化传统、法制背景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前提下，找寻行之有效的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西方宪政国家针对此种问题立足于从政治制度层面来防范和解决，他们设计了以个人制约权力—表现个人对权力行使不当后果的控告、司法起诉、宪法诉愿等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法律保留与我国政治体制有着重要的抵触，对这一制度的移植如果没有必要的过滤，则既不能达成移植的目的，同时也会造成我国原有宪政体制运行的混乱。

又可以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其他职权。[5]王人博著：《宪政的中国之道》，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社会法治国理论登堂入室后，，国家不再是社会秩序的守夜人，而要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国家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提升公民的生活质量。[17]对宪法概念或制度进行对照性的描述比较。比较法学界形成的主流共识是比较法应包括三个主要阶段：1、寻求对于作为比较对象的外国法秩序与相关制度的认识（理解）。[1]法律的法典化、文明的多样化与认同、职业比较法学家的兴起是比较法出现的最基本条件。为了服务于宪法比较目的的实现，比较宪法不应对某个具体的法学研究方法抱残守缺，应该跟踪宪政实践的最新发展，不断发掘新的研究方法。现行宪法第126条和第131条也着重强调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并非排除人民代表大会对审判权、检察权的行使的介入。

由于上述两个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内容与我国宪法关于公民j基本权利、义务的规定有密切的关联，人权的实施和保障首要的是一个宪政层面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后法治化的国家，比较法的发展带有强烈的目的导向，这通常表现为要在了解外国法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认知本国法律，并促进本国法律的完善与发展，与此同时，还要因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开展国际法律合作。

有权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微观比较是关于具体法律规则和制度的比较。

举例言之：德国宪法第20条第2款规定：全部国家权力来自人民。有权审查和批准国家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真正的比较法因此预设问题之提出，并重视问题的深刻认识与解决。然后回头审视国内宪政框架下面对同样的系争问题所采取的对策背景、对策的妥当性，并进一步分析国外的不同经验模型是否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和解决本国的宪政问题。又比如宪政在西方国家通常是内生的自然演进的结果，而在许多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在某个特定时期，都会出现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特殊景观，宪法文本的出现只是政治统治者寻求统治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并非立宪主义目的达成的结果。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将使国家权力失去正当性存在的理由。

如果仅仅只是将不同国家的宪政制度或者宪法概念进行异同对照，那么充其量也只能进行相同与不同、那个层面相同，那个层面不相同的浅层次比较，而缺乏对导致不同背后原因的深入发掘。这样一种历史成就奠定了国家权力的正当性。

人权保护的国际化是当前人权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面向，人权领域的跨国合作也变得越来越频繁。[7] 参见：陈爱娥，《继受法国家的法比较》，载于《月旦民商法杂志》，2004年第4期，第12页。

[8]以后，法律保留又发展为法治国的三项核心原则之一。从实践上讲，革命民主从革命形式向国家政权形式转变的过程，奠定了国家权力获取来源、途径的正当性。

人民通过选举和投票表决并通过特定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行使这种权力。比较法学家莱因斯坦（R·Rheinstein）认为，宏观比较是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比较，例如英美的普通法和所谓民法，或在民法内，以法德两国法律为典范的所谓罗马法体系。它不同于对国外个别国家宪政状况进行专门介绍的法学研究方法，更不能等同于针对不同国家宪政秩序的单纯罗列对照。中国现行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意大利比较法学家·卡佩莱帝则将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划分为六个步骤或阶段。人民与敌人的分界并非总是清晰明了，而且相互之间会转化。

法律的保留，则指仅限于执行权的活动的一定对象，法律是必要的基础。[5]这种对待宪政的实用主义态度浸润日久，便演变成对宪法的工具主义对待。

参见（日）杉原泰雄著，吕昶等译：《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14页。如是，宪法学被理解为文化之学。